作者简介：麻省理（1988—），男，陕西白水人，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陕北被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然而当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中旬到达陕北之后，仍旧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严峻的生存压力。中共中央通过三方面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实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一是果断纠正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挽救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二是调整统一战线政策，在艰难环境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由战而和的关系转变，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三是稳妥处理张国焘问题，化解党内危机，实现党内团结。在巩固革命落脚点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事实上”领导人的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张国焘；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革命根据地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讲道：“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然而1935年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时并没有想到，这沟壑纵横、荒凉不堪的黄土高原竟会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当时最迫切的愿望是在这块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安稳落脚。针对中共中央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巩固了革命落脚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多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久，迟至1935年底根据地已得到巩固，中央已在落脚点站稳脚跟。也有研究认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依旧危机重重，中共通过军事上团结“围剿”之敌，以及促进党内团结，扩大在群众中统战工作，塑造价值认同等多种生存策略实现在根据地立足。已有研究对本文有重要启示作用。本文认为，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远未脱离险境，虽说脚已落地，但能否立足仍有很大悬念。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主要通过以统一战线政策为核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实现国共关系由战而和，对内则先后稳妥解决陕甘革命根据地因肃反扩大化和张国焘问题导致的党内危机，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才得以真正确立、巩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事实上”领导人的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力挽狂澜：毛泽东“刀下留人”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北，并非初始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外结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迫于严峻战争形势的压力，其选定的转移地点，先后有湘西，川、黔边，川西北，云贵川、川滇黔边境，黔北，云南东北部，以及川陕甘等地。即使在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就南下还是北上发生分歧与争论，独自北上之后，中央红军设定的行动方针还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可见，此时中央红军的目的地在靠近苏联的苏蒙边境地区。姑且不论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否同意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单就从甘南北上，再进行这种没有根据地的几千里长途行军，对于已经相当疲惫，而且物资极度匮乏，还要面对一波接一波国民党追剿部队的中央红军，能否实现这一目标都是未知数。
正是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20日到达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得知在陕北还存有一块苏区以及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几乎是在瞬间再次燃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希望。中共中央当机立断，改变一周前的行动方针。在当日召开的由中央红军合编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其实这个时期陕北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仅仅从报纸上获知的这点消息，毛泽东也还是难以做出十分确切的判断。但是，对此时的中共中央而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值得拼尽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杨尚昆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知这一消息时难得的兴奋与喜悦之情。“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至此，长征将近一年的中央红军终于明确了战略转移目的地。
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终于结束了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道：“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尽管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不足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的十分之一，但革命豪情依旧高昂。不过真要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宏伟目标，当下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任务却是先挽救这块因内部肃反（史称陕北肃反），而陷入严重危机之中的革命根据地。这场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一个月开始，持续了三十天左右的肃反，在前线和后方机关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在内的一大批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人员被全部关押，两百多位优秀干部被错杀，一时间军心动摇，人心不稳，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可以想见，如果这一情况得不到及时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并非没有步其他已经消失的根据地后尘的可能性。
对于肃反给中共及其领导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与损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陌生，有些甚至深受其害。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以至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与其内部开展的严重扩大化的肃反直接相关，中共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因此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和破坏。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已经从当地干部和群众口中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人被扣押的问题。在了解初步情况之后，毛泽东随即作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指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为了尽快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取得联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刚一抵达吴起镇即连忙派出熟悉西北根据地情况的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当时作为先遣队成员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省委汇报到尚在进行中的肃反问题时，毛泽东当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随即派遣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专门工作组，赶赴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继续恶化的趋势。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即使在前线正忙于指挥部署直罗镇战役，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下，毛泽东仍然对后方肃反问题的处理念兹在兹，放心不下。11月18日，直罗镇战役前三天，毛泽东致电在后方瓦窑堡的张闻天和博古，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肃反中的问题，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强调：“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慎重处理此事，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在进行直罗镇战役期间，一天，毛泽东请我到他的窑洞吃饭。”“吃着饭，毛泽东突然用筷子指着盘子说：‘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越割越长；人可不一样，割下脑袋就再也长不出了！’”毛泽东很清楚，对在陕北群众心目中有着巨大威望的刘志丹等人的错误肃反，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即使战场上胜利了，中央要想在陕北短时间内立足，扭转被动局面，还是很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实现在陕北领导全国革命的长远目标了。毛泽东于12月中旬到达瓦窑堡后，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负责处理陕北肃反工作小组的汇报，在发言中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可见，这一处理结果无论是在根据地干部还是群众心中，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一举扭转了肃反造成的被动和险恶局势。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陕北肃反被及时制止，刘志丹等根据地领导人被释放，此举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当时即有中央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当年肃反受害者的习仲勋对毛泽东挽救陕甘根据地的贡献有高度评价：“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也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达到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中央红军的及时到来，以及毛泽东“刀下留人”的果断处置，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疑为中共中央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让革命落脚点真正得到巩固的却是中共在统一战线上的改变，即放弃此前的关门主义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毅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毛泽东在这一统战政策转变的促成和落实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转危为安：毛泽东大力推进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根源在于中共当时深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害，其最显著表现即在统一战线上推行关门主义政策。尽管由于统战政策上的极端做法给中共造成巨大损失，然而要做出根本改变，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在当时中共大政方针仍然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情况下，还是很难实现的。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中旬回到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这对正考虑改变统战政策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而言，实在是恰逢其时。
张浩带回来共产国际的四条原则性指示，即：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富农政策。这四条指示，归结为一点即中共要改变此前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扩大革命队伍阶级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只有果断放弃“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才有可能实现后三条的转变和落实。因此，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中共政治路线的内核。在强调政治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共党内，其他的军事路线、富农政策等都是既定政治路线的延伸。可以想见，没有政治路线上的及时调整，即使已经做出改变的军事路线或早或晚都会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阻力，战场上取得的一时优势地位终究还是会失去的。
其实，还在张浩回到陕北之前，毛泽东等已经开始对被派来攻打苏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进行统战工作。不过，这种集中在下层的统战在毛泽东看来仍然属于利用矛盾的策略范畴。如果统战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层级，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不可能的。张浩一到瓦窑堡，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就将其带回来的消息分别于11月20日和25日通过信函的形式，告诉了在前线负责军事的毛泽东，内容包括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八一宣言》要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等重大问题。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于11月30日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特此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无疑是对此前统战工作重心的一大调整。搞好下层统一战线，这对从大革命时期起即重视对包括普通士兵在内的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进行统战的中共而言，可谓得心应手。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长期被中共排除在统一战线政策之外，更不用说作为对手的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不同派系。所以，在双方相互厮杀了将近十年，彼此之间血海深仇已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具体操作上，对中共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然而，现实的要求却是，中共必须实现上层统战工作的突破，才能最大程度缓解乃至扭转当时的生存困境。紧接着于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成为中共统战政策转变的关键节点。
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加剧，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有可能参加抗日，对此中共应当与其联合起来，不能拒之门外。然而，博古在发言中，引经据典论证他所提出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并认为如果不坚持这一观点，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面对中共异常严峻的生存态势，竟然还如此死守教条不放，罔顾实际情况的变化，置惨痛教训于不顾，毛泽东实在忍无可忍，激愤地驳斥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并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参会人员的赞同。毛泽东对会议结果非常满意，19日当晚给前线将领发出的两封电报，足见他的兴奋之情。20时给当时正在指挥围攻甘泉的彭德怀去电，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24时，又致电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程子华：“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正是在这样充分讨论又务实的氛围中，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背景下，党的统战策略应该是“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告诫全党：“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虽然这个时候，中共基于抗日反蒋的方针，统战对象放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身上，力求动员和联合他们一起反对、孤立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等被其视为最直接的对手。不过，通过会议讨论情况和决议内容，也能看出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中共并非不可能在统战政策上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尤其是在毛泽东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下。
瓦窑堡会议结束之后第二天，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对此前统战上的关门主义政策做了严厉批评。报告指出，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而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报告并专门强调：“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进入1936年，中共统战工作初见成效，尤其是与张学良开始了直接接触，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同年2月红军发起东征山西之役，途中于3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对前段时间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进行总结。毛泽东在23日发言中指出，瓦窑堡会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在27日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政治局会议即已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中共此时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其最急迫最关键的任务而言，无疑是对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和地方派系之间在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想方设法首先结束军事上的敌对态势。现在明确“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也就是将最重要的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交由毛泽东负责，同时“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的规定拓展了毛泽东在中央的权限，强化了毛泽东在事实上的领导地位。
对中共而言，实行新的统战政策，既需要在理论上跳出既有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具体统战工作中，也需要讲究必要的策略和方法，尤其是当自身实力远不如统战对象的情况下必须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之。4月9日，毛泽东等致电张闻天，反对其准备发表“讨蒋令”的做法。“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可见，即使有了明确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觉悟和意识，以及为此积极行动的决心和行动方案，如果脱离实际忽视策略的运用，还是很难达到目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无论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派系，还是与国民党中央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接触和谈判，统战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急需统一领导。为此，7月30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以及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8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并明确提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经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还决定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建议，明确表态中共“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从中可以看出，这与大半年前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将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已有天壤之别。在9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的讨论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既根据形势变化果断调整统战对象，同时又提醒党内同志保持高度的戒备心。在逼蒋抗日的政策下，毛泽东一方面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的谈判，一方面亲自致信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地方势力派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人物，争取早日停战，一致对外。
当然在此过程中，对南京政府的统战并非一切顺利。9、10月间三路红军齐聚甘北一带，随着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发起的宁夏战役遭受失败，红军再一次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再进行一次长征的最坏打算。处在这样异常险恶的环境之下，只有靠统战，才有可能挽救危局，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11月1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最为迫切的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一方面准备接受国民政府就红军改编提出的要求，以务实态度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另一方面针对蒋介石日益苛刻的谈判条件，毛泽东等在12月10日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明确告知与蒋介石的谈判原则，即“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两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如果不是毛泽东在最后时刻的坚持，放手一搏，是不会等到“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的西安事变的。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在反复权衡，慎重考虑之后，最终选择和平解决方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初迁往延安。至此，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得以真正确立和巩固起来。外部危机一解除，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处理党内已经延续了一年多的张国焘问题。
三、因势利导：毛泽东冷静果断处理张国焘问题化解党内危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不久，双方即在是否北上问题上发生分歧，以至于最后竟然走到毛泽东所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地步。局势之险恶可想而知，在此万分危急时刻，9月9日晚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带领一方面军部队于10日凌晨悄然北上，脱离四方面军部队。中共中央刚一脱离险境，即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专门报告。针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发展战略方针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他在结论中直截了当挑明：“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报告一是定性张国焘错误为路线错误，二是不放弃继续团结、争取的努力，三是提出稳妥处理危机的方针，四是预判张国焘有可能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赞同毛泽东的看法，对于争取张国焘的可能性，明确表态：“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开宗明义指出张国焘犯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尽管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定性已经明确，但这一决定迟至年底才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另外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做了传达，并没有向全党公布。这样做一是鉴于当时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时机远未成熟，此时中共中央尚且前途未卜，对接下来到底将面临何种局面并不清楚；二是北上中央红军与被张国焘带领南下的红军两者实力相差悬殊，加之中央红军不少领导如朱德、刘伯承等，因两军会合后分为左、右两路，也在南下的队伍当中；三是从中共中央而言仍然对张国焘转变留有希望，以最大努力巩固党内团结。针对俄界会议上有人提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建议，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即使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再次有人提出此建议，毛泽东也没有同意。正是毛泽东的这一冷静务实的处理方式，为以后解决张国焘问题尤其是再次争取四方面军北上留下了转圜余地。彭德怀对此评论道：“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判断政治人物成熟与否，能力大小与否，关键一点看其如何应对危机，能否在有限的资源和被动环境中转危为安。党内分歧的解决不能感情用事，需要政治智慧，需要足够的忍耐力，尤其是在形势仍然相当危急之际，更要冷静，谋定而后动。否则，一时的冲动与不理智将会导致局势急转直下。正如恩格斯所言：“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冲动。”显然，在此危难之际，毛泽东展现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高超的领导才能。
面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之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耐着性子做说服争取工作。9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一是指出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其逃跑主义的罪恶行动要负绝对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绝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二是劝告张国焘“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继续北上。在继续进行劝说的前提下，直接搬出共产国际来增加中央决定的权威。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张国焘有着自己不同的想法。张国焘之所以坚决反对北上，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即在他看来红军北上接近中苏、中蒙边境有可能给日本进攻苏联造成借口，加之斯大林曾表示希望红军在四川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此，在他的认知中，共产国际是不可能同意红军北上的。既然有此判断，加之双方在北上一事上已经彻底决裂，自恃人多势众的张国焘，在9月15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北上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惶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可以看出双方在关于红军北上一事的看法上针锋相对。此后不久，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走上分裂之路。在此情况下，中央要处理张国焘问题，只能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这一时机随着张浩回国出现了。张浩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的时间，正是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争论不休的时候。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张浩接受了中共中央要他出面做张国焘工作的任务。而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2月13日刚从一方面军司令部回到瓦窑堡，紧接着在15日和16日两天与张浩长谈。可以肯定毛泽东在交谈中，不仅询问了张浩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新指示，也会对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由来与现状做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因为，从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来看，彼此都借助共产国际来增强己方观点的力度和可信度，可见要解决张国焘问题，必须共产国际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出面才行。而张浩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的代表这一特殊身份，又与刚到陕北一个月左右的中共中央先联系上，这无疑极大增强了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从莫斯科回国之际，张国焘另立“中央”一事尚未发生，张浩当然不会带有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指示。但鉴于现实情况的变化，张浩听从中央安排，还在瓦窑堡会议进行期间，即致电张国焘，告诉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会转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另外提出两点意见要张国焘注意：一是“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二是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这一现实情况，共产国际曾提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这一变通措施促成党内统一。尤其是提出张国焘第二“中央”可采取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即暂时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保持横向关系，为破解僵局提供了新思路，后来中共中央正是采取此一折衷方式解决了最为棘手的组织隶属问题。
既然已经与共产国际联系上，尽管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尚未与共产国际恢复电报联络，但张浩的支持让毛泽东对处理张国焘问题有了更大的底气和信心。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给朱德发电，告诉对方：“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连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此一电报虽发给朱德，但在张国焘控制着电台和密码的情况下，无疑首先看到电报内容的将是张国焘。看着毛泽东在电报中又是谈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是后者对中共中央以及红军长征的高度评价，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他本人，但毛泽东这样说的用意再清楚不过，张国焘已经明白他的这个第二“中央”算是气数已尽，尽管他仍旧抱着一丝希望尝试着影响张浩，却不过徒劳而已。如果毛泽东在电报中的说法尚为“据云”的间接转达，那么张浩1月24日致电张国焘的内容，则肯定了毛泽东讲法的真实性。此一电报对张国焘明言：“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比较两封电报，毛泽东来电可谓勿谓言之不预也，张浩来电则为一锤定音。对该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的振动，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写：“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
虽然有来自张浩这一特殊身份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依旧秉持稳妥务实方针。在5月20日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毛泽东等一众中央领导表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在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的意见。在中共中央的多次劝说，加之南下红军经历军事上的较大损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终又重新选择北上，也于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在张国焘决定服从北上的命令之后，毛泽东在1936年5月29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专门强调：“对国焘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在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合之后，毛泽东更是叮嘱前线将领，“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10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派遣张浩去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的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一则强调仍然需借助张国焘做四方面军工作，为其提供将功补过的机会，二则表示其所犯并非路线错误。尤其是第二点，这与毛泽东一年前在俄界会议上的说法完全不同，这样做仍然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
此后，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异常紧张，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才腾出手严肃处理张国焘问题。1937年3月底，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人员共五十六人，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出席人数最多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两项任务之一便是讨论处置张国焘错误。毛泽东在30日的发言中明确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反对北上方针，“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当时之所以敢于另立“中央”，关键一点即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然而后来军事上的失利以及西路军的失败，使得这一切不复存在。另外，在日本侵略形势日益紧迫的环境下，中共急需整顿内部，巩固团结统一局面，以便在接下来的国共合作以及对日作战中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已经没有必要像此前那样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顾虑重重，非如此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张闻天在31日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张国焘路线由右倾机会主义，军阀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三者组成。同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从以上三个方面阐释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在其所领导工作上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决定特别强调要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干部区别开来，并“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这一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处理办法，最大程度减少了张国焘错误带来的影响，尽最大可能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在落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虽然结束了长期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但依然面临着内外两方面严峻的生存危机。无论是根据地当时尚在进行中的陕北肃反，还是来自国民党地方派系和南京政府步步紧逼的军事“围剿”，以及党内张国焘以军权控扼党权的咄咄逼人态势，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单单凭借军事方面的一时胜利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此时中共中央的生存危机。正是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上的及时调整，以及在险恶环境下应对党内外突发危机所展现出来的灵活运用策略、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得以真正在革命落脚地立足，并且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在此紧张异常、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中，中共中央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再度崛起，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斗争精神，实现中国革命从屡遭挫折走向复兴的历史巨变，令人刮目相看，这无疑是党中央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尤其需要看到也应该承认革命领袖所发挥的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在一定情况下革命领袖的决策将直接影响整个局势的走向。环顾当时的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正如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