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梦珊（1997—），女，湖南娄底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管理与产业生态研究；周文泳（1969—），男，浙江嵊州人，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理论与工业工程、科学质量与创新生态研究；胡雯（1989—），女，上海人，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发展与管理、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摘要：基础研究原创成果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和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核心支撑，探究其形成机制是新时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迫切要求。首先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内涵、分类与特点进行了理论阐释，然后基于知识螺旋模型和知识跃迁四轮驱动机制，构建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并将其形成过程划分为具有螺旋演进特征的原创孕育、灵感激发、原创产出和成果扩散四个阶段，且在两两阶段之间分别嵌入了需求推动、系统归纳、迁移吸纳和积累创生四种知识跃迁模式，最后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原创激励、驱动知识跃迁和完善创新支撑四个维度提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机制
一、引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纵观世界发展历程，世界强国无一不是科技强国，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国。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加强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文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通过，基础研究首次独立成章，紧跟在第一章“总则”之后。可见，国家已从政策和法律两个层面将基础研究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促进基础研究能级提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砥砺奋斗，我国基础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短板仍然突出，重大突破性和原创性成果仍然缺乏。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遏制打压困境，原有的全球科技资源流动机制遭受阻隔，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面临更大挑战，加快推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缺少“从0到1”的基础研究原创性突破，科技创新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形势下，为了突破“无人区”前沿和“卡脖子”领域的桎梏，改变科研管理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脱节的困境，亟需科学认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探索其特点与规律，找准政策发力点，构建适合中国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一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高校和企业的原始创新活动，缺乏针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过程的系统性探讨；二是单一的原始创新成果链式形成模式往往忽略了各阶段的要素互动和反馈循环；三是多数研究停留在原创产出影响因素的概念性整合，难以深入分析各要素如何驱动成果产出。鉴此，本文在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理论阐释基础上，按如下步骤展开研究：一是采用知识螺旋模型，探究具有螺旋演进特征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过程，并构建创新循环反馈机制；二是借知识跃迁描述形成过程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机理，将其归纳为四轮驱动机制；三是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原创激励、驱动知识跃迁和完善创新支撑四个维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实现更多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突破、抢占科技发展先机、积蓄长远发展原动力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一）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概念肇始于科学建制化。现代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概念最早于1945年由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认为基础研究是对一般知识和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不考虑实际目的。该报告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制定国家科技政策的参照依据。为了推进研发活动统计调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布了《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将基础研究界定为“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不考虑任何特定应用或用途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将基础研究界定为一种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旨在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
然而，布什在报告中仅以是否有应用目的来划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种割裂性的二分框架引起了广泛争议。1999年，唐纳德·司托克斯提出科技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型，除了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之外，还有一类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弗拉斯卡蒂手册》补充提出了定向基础研究（oriented basic research）概念，指出基础研究可以面向或针对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广泛领域，并以未来的广泛应用为目标，体现了将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及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理论旨趣。这表明学术界开始淡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对基础研究的认识愈加深入。近年来，我国发布的科技政策文件多次强调基础研究要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并重，强调要兼顾兴趣导向基础研究与需求导向基础研究。
结合上述研究视点，本文将基础研究分为如下两类：一是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或兴趣为起点，聚焦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未知领域的客观规律；二是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重点解决基础研究前沿领域重大科学问题。
（二）原创成果
科技创新有原始创新和衍生创新两种形态。原始创新能催生“从0到1”的科学思想、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重大发现等，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世界科技竞争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衍生创新是对现有理论或技术“从1到N”的补充或改进，比如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成果也能推动了科学知识发展和进步。原创成果是指科学共同体贡献的原始创新产出，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
目前关于原创成果的研究多着眼于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和催生路径。第一，从影响因素来看，现有研究文献大多把影响原创成果的因素归纳为原始积累、人才培养、人格特质等内在因素以及科研设施,、政策制度、创新环境等外在因素。第二，从形成机制来看，多数研究从链式角度解读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如汪寅等结合知识螺旋理论提出了以“原创孕育-原创激发-原创验证-原创扩散”为模式的原始性创新演化机制；刘小花等从复杂系统、知识基础和实践行为网络三个层面分析了原始性创新平行路径的非线性形成机制；苏屹等根据“初始条件-远离均衡态-偏差放大-分形”的复杂系统理论框架，分析了原创成果的产生原理和基本思路。第三，从催生路径来看，部分学者针对高校和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进行了探索，如陈良雨从非共识研究视角探索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和应对策略；杨燕等将企业原始性创新划分为创造性想法的提出及创新概念的形成、创新原型构建及创新产品推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对策建议；王健等从组织遗忘和即兴角度提出了企业原始性创新的构建路径与管理启示；曾经纬等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运用fsQCA方法，探讨了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五条组态路径。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尚未深入分析各因素如何驱动原始创新，且主要聚焦于高校和企业等主体的原始创新活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了一国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因此系统探索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三、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理论阐释
（一）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内涵与分类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是基于（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获得的“从0到1”的实验性或理论性成果，主要以新原理、新规律、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物质（新粒子、新元素、新材料等）等为表现形式，以高水平论文、科学著作、研究报告等为成果载体。根据前文关于基础研究的分类标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可相应划分为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和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原创成果。
（二）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特征
与“从1到N”的衍生创新成果相比，基础研究原创成果通常具有突破性、引领性、不可溯源性、非共识性和价值认知滞后性等基本特征。
1.突破性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不是对现有成果的验证、补充、修正、完善或拓展，而是形成“从0到1”突破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和新原理，是科技进步与发展的先导与源泉。例如，诞生于19世纪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三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发现颠覆了人们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知，使科学研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引起了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的重大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细胞学说论证了整个生物界在结构上的统一性；能量守恒定律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科学依据；生物进化论系统阐明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开创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新纪元，带动了一系列理论和科学门类的发展。
2.引领性
一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诞生往往会在特定领域引领科学共同体开展一系列扩展性、跟踪性或验证性研究，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推动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学科门类，是实现从模仿、跟踪到自主创新的关键。如量子力学主要研究微观粒子的运行规律，引发了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超导物理等全新分支领域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也因此喷涌而出。由量子力学原理派生出的固体电子理论和能带理论是半导体技术的理论基础，直接影响了现今微电子工业和网络通信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3.不可溯源性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是在科学推理过程中通过创新跃升产生的新成果，是在现有科学体系中找不到可作为源头借鉴的思路、方法或成果，但经过理论或实验验证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具有“无中生有”的典型特征。如最重视原始创新的诺贝尔科学奖项一般会授予做出“从0到1”贡献的原创者而不是跟踪研究者。2015年，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尽管后续有许多团队做了提纯、分析、机理等一系列研究，但都是基于屠呦呦“从0到1”的首创贡献，属于“从1到N”的可溯源性工作。
4.非共识性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产出者往往具有超前思维，但由于受到诸多理性或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或存在兴趣点和专业领域研究深度、广度的认知差异，同时代的科学家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科学价值评判存在很大差异性，难以作出预见，也不易达成共识，成果在诞生初期通常只能获得研究者个人或少数同行的认可。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早期对元素周期律的探索被权威学者齐宁训诫为不务正业，研究受到了冷落和批判，经历了漫长的非共识阶段。
5.价值认知滞后性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非共识性决定了其价值认知的滞后性。正因为它颠覆了科学共同体原有的共性认知，常会超出同时代同行的认知能力，所以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初期尚不能及时认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意义和价值，成果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或很长时间后才能得到客观认可和用于指导实践。如诺贝尔奖获奖周期（即代表性成果产生与获奖时间差）大多需要数十年，成果需要经历漫长的检验、推广和转化等过程。
四、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
布什提出的科学发展线性模型认为创新遵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市场扩散与部署”的单向模式，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离开来。在实际中，从科学到技术的路径并非单向的，技术进步也可以导致科学发现。Narayanamurti和Odumosuhe认为线性模型对创新活动的诠释并不全面，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指出基础研究（发现）与应用研究（发明）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循环往复的。基于此，本文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创新循环反馈模式，其中基础研究致力于解决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基础科学问题，是技术创新的理论先导；应用研究为基础研究的验证提供手段并可能提出基础研究的改进需求，同时为试验发展提供知识基础；试验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活动开展提供科技资源与创新环境。三者齐头并进，相互提携，为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持久丰沛的创新源泉。下文从形成阶段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解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
（一）螺旋演进：成果形成过程
知识螺旋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组织中的知识创生过程，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所呈现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Externalization）、联结化（Combination）和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四个阶段来描述知识历经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并最终得以创生的全过程，也被称为SECI模型。由于基础研究原创成果是在科学共同体中流动的一种知识，其形成过程可以用SECI模型进行描述。在知识螺旋模型的四个阶段中，社会化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分享隐性知识并获得新的隐性知识的过程；外在化是个体借助隐喻、类比、概念和模型等转化手法表达内在隐性知识和感知他人隐性知识，使现有隐性知识升华生成新的显性知识；联结化是以小组和部门为基本单位，将团队间、部门间碎片化的显性知识转化为新的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内在化是个体把从组织中接受的显性知识再一次转变内化为自身新的隐性知识，即在“S-E-C-I”的循环中不断实现螺旋式演进。与之相呼应，本文从知识转化视角出发，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过程分为原创孕育、灵感激发、原创产出和成果扩散四个阶段。与创新循环反馈模式类似，这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影响，互动融通，且每个阶段的内部环节可不断循环改进。
1.原创孕育
原创孕育是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科学家借助已有的知识积累观察事实或现象，发现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突破点，形成模糊的原创性思想，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知识的存在形式表现为个体的隐性知识，科学家通过科学实践与观察来获得感性认识，并在头脑中形成一些模糊的想法与观点，却暂时无法用清晰明确的语言、数据来进行表达；二是对科研主体有特殊性内在素质要求，即需要具备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深厚的跨界知识积累、敏锐的观察力、强大的执行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等特质，才能突破已有范式的束缚，发现基础研究的问题视域。
2.灵感激发
基础研究原创思想正式萌芽于灵感激发阶段，通过科研设计和科研实施对创新思想进行实验或理论验证，从而提出基础研究的抽象化原创概念或方法等阶段性成果，但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一阶段的基础研究活动主要通过科研项目的形式实施组织和管理，提供相关的科技资源支持，且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基础研究相关人员、团队或机构多方均可参与其中。由于基础研究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企业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方面的动能不足，目前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主要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部分企业根据其实际需求（以目标导向为主）开展内部基础研究投入，或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协作联合。
3.原创产出
在原创产出阶段，科研团队内部或科研组织邀请同行专家对成果进行内部验证与评议，并根据反馈意见不断进行归纳与完善，再递交至外部评价环节，由成果载体平台邀请同行专家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进行评价，如学术期刊委托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投稿论文的质量和价值提出意见和判定。这种内外部评价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不足，明确改进需求，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之后，成果得以在科学共同体内获得规范化分享，标志着基础研究原创成果正式形成，但在初期仅在科研团队内部以及少数研究人员之间传播，影响力较小。
4.成果扩散
成果扩散阶段是指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价值被科学共同体接受并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内化为群体的隐性知识，并引发科学理论与科学应用的一系列知识扩展连锁反应，成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与动能，并开启新一轮科学知识形成的演进过程。
（二）知识跃迁：四轮驱动机制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类似“量子跃迁”的知识转化中间状态。“量子跃迁”是量子力学术语，是指微观状态下核外电子在原子核外的一个轨道上运行时向另外一个轨道的跳跃，且不会占据中间的空间。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过程仅存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种知识，没有引入其他中间知识形态，故可将“S-E-C-I”四个阶段之间的“跨轨道”知识转化过程类比为“知识跃迁”。显然，并非所有知识都可以实现“知识跃迁”并最终形成基础研究原创成果，这需要科学家不断突破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边界，从灵感与逻辑中探寻更高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为其提供一定的制度激励与生态保障。鉴此，本文在“S-E-C-I”两两阶段之间引入基于需求推动、系统归纳、迁移吸纳和积累创生的知识跃迁四轮驱动机制，以实现形成过程各个环节的有序衔接。
1.需求推动
一方面，科学家能够以自身知识积累为基础，结合科学观察，开展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科学家也能通过观察客观事实或现状，结合国家科学发展或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开展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因此，在原创孕育阶段，来源于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的两类需求有利于推动科学家将脑海中模糊的基础研究原创思想进一步明细化，并通过科研项目形式获得创新资源，推动其向后续阶段发展。上述两类需求的推动机制发挥了科学家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认识的积极性，也满足了国家重大战略落实和科技竞争力提升的现实要求。
2.系统归纳
由于灵感激发阶段已经形成了概念、模型等初步知识形式，为了拓宽其外在化的范畴，需要通过系统归纳将阶段性成果从个体层面延伸至组织层面。系统归纳的驱动内因主要是科研主体的科研素质和理论抽象能力，借助于团队的交流与整合，可将超前的基础研究思想高度凝练为研究同行易懂的科学问题，使成果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验证与评议，并在组织中进行传播。
3.迁移吸纳
在原创产出阶段，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在科学共同体组织中已达成一定共识，但在个人层面还未被广泛地理解吸纳。因此，成果往往需要依附有学术影响力的载体平台，并拥有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以便在更广阔的界域被分享、编辑与重构，使之从共同体倒转迁移到个体并被选择性吸收，使成果价值得到进一步认可。
4.积累创生
积累创生是指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经过内在化再回到新一轮社会化阶段并酝酿新知识的形成。积累创生状态主要由科学家的原创人格驱动，科学家个体在吸纳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后，结合自身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构建、更新、完善和检验自身的思维体系，以推动新知识的创生。综上所述，本文从知识转化视角出发，构建基于创新循环反馈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过程模型，并将知识跃迁四轮驱动机制嵌入形成过程中，探索了由基础研究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资源、创新文化环境和政策制度等要素共同组成的基础研究创新支撑体系。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科技竞争向基础研究前移。目前，中国正面临“无人区”短板和“卡脖子”难题，本质上往往可归结于“从0到1”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不够强，迫切需要从根源出发深化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机制的理论探索和规律认识，从而强化科技管理体系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活动的协同效应。因此，探究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以寻求和实现更多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首先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内涵、分类与特征进行了界定，并构建了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机制框架，对其形成过程和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析，指出形成过程表现为不断螺旋演进的原创孕育、灵感激发、原创产出和成果扩散四个阶段，两两之间分别存在需求推动、系统归纳、迁移吸纳和积累创生的知识跃迁四轮驱动机制。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过程的各阶段之间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存在循环反馈机制，可以及时更新基础研究需求以及调整研究过程。此外，基础研究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资源、创新文化环境以及政策制度等要素共同支撑着形成机制的运行。本研究有助于科技政策制定者、科技创新主体和科技人员深化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规律的认识，对找准促进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的政策发力点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二）政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基础研究相关方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特征的认识
由于长期受科研计划模式惯性的影响，我国科技管理侧重于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科学工程或项目，在科技政策设计中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特征的考量难以落在实处。因此，国家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布局基础研究体系，通过政策和法律来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基础研究利益相关方的活动。一是重塑“以人为本”的科研资助理念，要为自由探索型和目标导向型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差异化研究条件，鼓励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潜心问道，坚持问题导向，寻求“从0到1”的重大突破；二是在进一步落实分类评审的基础上，完善基于复议机制的非共识性基础研究项目评价机制，引导评审方重点关注项目及其成果是否在其研究领域或更广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和启发性，甄别潜在的“从0到1”基础研究原创成果；三是加强多元化资助方对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内涵与特征的理解，充分调动其内生动力，探索资助主体间的联合资助机制以及预研、分期资助和后资助等多样化资助方式。
2.强化原创激励，促进灵感偶然性与逻辑必然性的有机统一
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形成具有偶然性，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需要科学家瞬时的灵感。同时，它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只要有一大批科学家在不同领域潜心研究，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与逻辑训练，总会有少数科学家能够获得突破性或颠覆性的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形成的关键即是要促进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主要反映在对形成过程中原创孕育阶段和灵感激发阶段的激励，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创造研究条件。从原创孕育阶段来看，要注重原创型和交叉型基础研究人才的“引、育、留”，重视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构建分阶段、全谱系、资助强度与规模合理的人才资助体系，使基础研究科研人员可以静心笃志，潜心向学，孕育突破性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思想；从灵感激发阶段来看，基础研究原创思想主要通过项目管理获得相关支持，要强化保障性投入力度，进一步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明确各类基础研究支持机构和计划的定位与分工，同时也要规避以次充好等现象对基础研原始创新的阻碍。
3.驱动知识跃迁，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原有的基础研究制度体系设计与四轮驱动机制之间存在脱节困境，具有比较显著的制度抑制惯性，创新资源没有真正被配置到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循环反馈体系中，难以跨越知识跃迁的鸿沟。这种困窘恰恰凸显了以下可供发力的政策选择空间：一是针对需求推动机制，探索建立卓越科研特区，并赋予其在基础研究选题立项、经费投入、项目管理、人才评价等方面的自主权，促进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和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针对系统归纳机制，需要培养一流人才队伍和建设一流团队，完善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等创新制度，让真正有能力的学术带头人能够崭露头角；三是针对迁移吸纳机制，要打造具有综合性、交叉性、集成性和国际化的基础研究创新平台，促进科技创新的开放融通，提高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学术影响力；四是针对积累创生机制，要培育学术碰撞与勇于创新的优质土壤，将发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国家情怀与大胆开展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结合起来，使基础研究原创成果及相关衍生研究源源不断获得创新更迭。
4.完善创新支撑，营造符合产生原创成果的基础研究生态
一方面，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既不是简单的归纳，也不是主观的臆造，需要科学家长期凝心聚力，坚持科学思辨。然而，功名利禄容易让部分科研人才逐渐偏离认识客观规律的初心，为此需要淡化各类短期基础研究评价，彻底清理“简单量化”的基层考核方式，力戒急功近利的引导趋势，营造宽松容错的基础研究原创环境，引导有情怀的科研人才潜心和致力于解决基础研究难题。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社会监督制度，提高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疏通原创成果转化链条，在打造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实力和凝聚基础研究创新资源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