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历来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话题的意义更加凸显，也更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为什么这样说呢？

新发展阶段较之既往，无疑具有一系列系统性差异。这一系列系统性差异，或者说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突出变化，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路径选择、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等。这些问题牵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难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做截然区分，更难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划出明确分界线，而要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深度融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

新发展阶段较之既往，不仅发展目标阶梯式递进、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而且面临的机遇更具战略性和可塑性、面临的挑战更具复杂性和全局性。贯彻新发展理念不仅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而且必须与时俱进，更加精准务实。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着眼“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且要跃出经济视域，从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高度，将着力点放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上。这一系列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新发展阶段干事情、想问题，不仅要立足于发展，而且要立足于安全，要习惯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牵动的考量要素之多，涉及的视域维度之广，绝非单凭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对策研究任何一方之力所能支撑的，只能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深度融合之路。

新发展阶段较之既往，更加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属性之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不仅需要加快构建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国特色文化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学等，而且更需要加快构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可以确认，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框架和构件的探索，既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又属于应用对策研究，只能依赖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

站在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审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深入探究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路径选择，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当然要立足新发展阶段，站在深刻把握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时代趋势的制高点上。

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我们站在时代和世界前沿开展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面对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重要时代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在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取得新突破、达到新高度。  

（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鲜明底色，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使命和最核心的任务。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做出的规律性概括，又指明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为我们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方法和路径上的指引，是未来一个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命题和创新领域。

要做到“两个结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迫切需要我们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党的理论创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深度融合，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和更加长远的眼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新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二）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研究和解答时代重大问题的必然路径

时代课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和文化碰撞交锋更加激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比如，共同富裕问题、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高质量发展问题、乡村振兴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问题等，都是我们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新征程上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努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复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实现面向伟大实践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学术转型。只有自觉地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投向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投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基础性学术课题，才能立足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努力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支持和学理支撑，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整体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着力解决学科设置日趋细化、研究成果过于碎片化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维性、综合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固守相对狭窄的学科、专业视角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采取综合化发展的模式，不仅要寻求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协同研究，而且要求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知识体系、不同研究范式高度融合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系。

另一方面，步入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大为拓展，依托海量数据资源和云计算技术，哲学社会科学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社会现象、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正逐步成为可能，并由此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需求，迫切需要我们更多地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从多学科视域发现问题、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运用多学科理念、知识、方法、工具破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团队协作和集体攻关的路径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体现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适应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说到底，是一个可归入科研管理层面的问题。不仅涉及科研资源配置，也涉及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安排。因而，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关系及其融合发展时代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关注与此相关的科研管理实践——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应当看到，近年来我们在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着力加强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投入，一些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得到新扶持，历史学、考古学、美学等传统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抓手，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为治国理政和重大决策提供学术支撑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除此之外，在实践发展的前沿领域，一些新兴交叉学科正不断孕育发展，“新文科”建设、文科实验室建设等新的科研组织和学科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

但是，总的来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整体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其特色和优势也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归结起来，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种：

在科研组织方面，对学术资源和要素的整合不够充分，基础理论研究仍以“单兵作战”为主，真正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不多，尚未形成真正的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

在科研产出方面，虽然成果数量比较丰富，但原创性、系统性成果不多，有相当一部分成果的学术品质还不够高、学理厚度还不够深，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相对较少。

在成果转化方面，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转化不够及时，不少学术成果、学术数据、学术资料被“束之高阁”，深度开发利用不够，其实践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未能得以及时充分发掘。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深化不够充分，有的研究盲目追踪热点，浅尝辄止，缺少理论思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成果不多，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挖掘和理论升华。

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要力求做到如下三个方面的“统一”：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统一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就是要坚持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用发展着的实践丰富完善发展着的理论，着力改变学术研究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局面。也就是说，所从事的研究是否朝着解决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方向而去，最终能否解决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这对于侧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非常重要。

基础理论研究不能满足于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推导的层面“兜圈子”，而必须跳出理论分析的局限，延伸至实践层面。既要在实践中发现理论问题、筛选理论问题，又要在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的过程中研究理论问题，解决理论问题。把加强对当前中国实践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重要着力点，在解决重大问题中提升原创能力。

（二）科研供给与科研需求相统一

从科研组织管理的视角看，科研工作实质上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供给，即研究最终是奔着“用”而去，而“用”就是需求。改革发展的实践越是向前推进，面临的风险挑战就越多越复杂，对理论的需求也就越强烈，知识创新的应用需求牵引作用也越明显。

当前，党和国家不断释放出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强烈需求，实际上折射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供给同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现实。学术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学术圈的“内循环”，而要以需求为导向，将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统一起来，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提升供给质量。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也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三）学术偏好与学术使命相统一

有别于应用对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素质、兴趣和爱好。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重要科研成果，都是学者个人创造性思维的产物。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当然是就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科研布局而言的，并不是硬性要求所有学科、所有科研人员都要参与其中。有些科研人员擅长“单兵作战”，有些项目适合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对此，要尊重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选择权，支持科研人员根据个人偏好和特长确立研究课题、开展学术探索，既不鼓励守着自己的学术领地“固步自封”“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鼓励学术上的“随波逐流”，盲目地追时髦、蹭热度，而是要引导科研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做学问、为时代解难题的学术情怀。

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当然不是将二者简单相加，而是要坚持以融合为手段、创新为路径、发展为目的，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科研组织和管理规律以及人才培养与成长规律，推动二者的创造性融合和创新性发展，继而实现研究理念、研究方向、研究范式、学科布局、体制机制的全面转型和升级。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多出有用、管用、能用的高质量成果，多出专家、名家、大家等高水平人才。

问题在于，路在何方？

（一）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核心是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其中的关键词是“构建”，而非完善或修补，在很大程度具有“重构”之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两个重要支撑体，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共同构成了整个科研管理工作的“一体两翼”格局。实现二者融合发展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各项基础性工作做好，也就牵住了实现二者融合发展的“牛鼻子”，形成“抓一体，带两翼”的整体效果。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关键着力点是“中国特色”和“体系”。强调“中国特色”，必然要求我们从学科发展、学术创新、话语建构等各个层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根植中国实践、聚焦中国发展、阐释中国经验和发展逻辑，并且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创造出标识性的概念、原理、方法，凝练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创新学术话语和学术表达，实现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强调“体系”，必然要求学科融合、学术融合和话语融合以及相互之间的融通发展，通过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相互支撑，形成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学术内涵、促进话语创新的逻辑架构和体系架构，弥补结构上的短板和不足。

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不仅决定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程度，更体现着两者融合发展的质量。

（二）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根本是要提高学术原创能力和原创水平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提升学术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提炼关键问题，在解决重大问题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拓展领域、弥补短板和空白，努力引领国际学术研究新方向，掌握全球文明对话和文化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人类社会发展最新实践和人类科技进步、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和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水平。

第二，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系统化建构，“立足中国实际，着力推动研究方法、学术范式、评价标准等创新，在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

第三，要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各学科要把学科基础理论创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原始动力，找准学科发展的前沿和趋势，弄清学科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处的方位、时代对学科的要求，加强对学科建设有基础支撑作用的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体系创新，加强学科史、学术史研究，推动学科资料积累和技术工具革新，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第四，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科技发展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重点组织开展对人类认知问题、人类演化问题、人类个体与群体关系问题、人与科技的未来问题、民族与世界关系问题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努力让研究成果彰显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第五，要加强文化传承性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丰厚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成系统、有规模地编纂一批基础性、权威性、时代性、创新性的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在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构新理论。

（三）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重点是优化科研组织体系和科研管理机制

在兼顾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和惯性思维，统筹相关要素资源，采取精准、系统、有效的改革举措，着力形成有利于两者融合发展、融合创新的科研组织和管理体制机制。

要坚持以学科融通发展为引领，进一步调整优化学科布局，瞄准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重点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充分融合发展中产生新思想。

要充分发挥重大科研项目的基础性导向作用，突出目标导向、任务导向、应用导向，优化重大项目生成机制，探索实行重大前沿领域、重要攻关项目“揭榜挂帅”制度，改进重大集体攻关项目组织方式，赋予课题参与者在科研经费分配、成果署名方面的对等权益，激发创新活力。

要充分发挥社团、中心等学术平台的凝聚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把平台建设作为整合学术资源、推进融合创新、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

要探索完善更加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更加有利于融合创新的科研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坚持综合评价和分类评价相结合、短期评价和中长期评价相结合、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坚持以学术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基本标准，以学术水平作为人才评价的基本尺度，统筹协调科研绩效评价、项目评价、成果评价、职称评价等各类评价机制，形成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评价导向。

要建立常态化的学术资源共享机制，支持鼓励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与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转化。比如，对发挥重要决策支撑作用、具有较大学术价值、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应用研究成果，可采取滚动立项的方式，支持其持续深化研究。

（四）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培养具有跨学科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

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而言，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因而，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首先是加强人才锻炼和培养，推动人才的交流与协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

因此，要在具有深厚研究基础和科研组织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具有重大战略需求的决策单位、处于改革发展实践前沿的地方政府和实践部门，布局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重点围绕优秀人才团队配置科研资源，推动多学科人才共同开展研究，形成以核心团队为引领、主干学科为支撑、多学科协同参与的学术攻关机制，努力打造一批科研骨干和领军人才团队，培育造就一批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在引领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