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地域文化必然受制于地域环境。湖湘文化根植于三湘四水的湖湘大地，“居楚则楚”，湖南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无疑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其中，水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巨大，水不仅是聚落文化形成的条件，也是文化交流和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湖湘文化在湘、资、沅、澧四大流域形成和发展，形成了既有共性又有差别的流域文化特色。对此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湖湘文化的研究，且可以推进基于流域文化特性的流域社会治理。关于湖南地域文化中的流域因素研究，目前仅见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相关研究。他在该书“湖南的综合文化区域”一章中按流域对湖南文化进行了区划，提出了地域文化区划的原则，并将湖南地域文化划分为两大文化区。刘建武、肖君华主编的《湖湘区域文化精粹》丛书，则依据现行市州级行政区划分册撰写。

湖湘文化在“四水一湖”的三湘大地产生和形成，各流域和洞庭湖区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湖湘文化。

湖南境内的先民是所谓“蛮”和“濮”，其土著文化是所谓“蛮”“濮”文化。“蛮”，即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后裔。殷商和西周时代所称的“荆蛮”，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南北。春秋战国之际，湖南境内的“蛮”，一部分同南下的楚人融合，构成湖南的楚人和楚族，另一些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点，被楚人统称为“群蛮”，成为楚人征伐和挤压的对象。他们逐步退出江湖平原地区，溯澧、沅、资诸水而上，进入武陵山区，徙居湖南西部及西南地区。“濮”，或作“卜”，因其支系和部落众多，又统称为“百濮”。商周之际，濮人的势力相当强大，西南地区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大部落中就有一支叫“濮”。古濮人的分布地域较广，主要集中在楚西南和建宁郡南。《史记·楚世家》载：“濮在楚西南。”裴骃《史记集解》引杜预曰：“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晋置，故城在今湖北石首。包括了湖北的西南部和湖南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中上游地区。从考古文化看，“蛮”与“濮”实际上也是属于一个文化范畴。周室衰微，楚国南侵，居民迁移或同化，由此造成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古代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迁徙以河流和山川为界，故产生不同的流域文化特色。总体而言，湖南境内文化既有“蛮”“濮”的基因，也具有楚文化的色彩。因“蛮”“濮”和楚文化因子的差异，大致可以区分为湘水——洞庭湖文化区、资水文化区和沅澧文化区。

湘江，主源海洋河，源出广西临桂县海洋坪的龙门界，于全州附近汇灌江及罗江，北流入湖南省，汇流入洞庭湖，流域面积94660平方公里，全长856公里。其流域包括湖南最为繁盛的中东部地区长沙、湘潭、衡阳、郴州、永州等区域。湖南境内所指的洞庭湖区，习惯上把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受堤防保护的地区都计算在内。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历来是湖南区域内文化昌盛之地。从文化源流来看，更多具有楚文化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苍梧郡和洞庭郡设于此流域内。因此，湘江流域具有深厚的楚文化土壤，具有楚文化的特征。其中最鲜明的特征是民间的鬼神信仰。楚人认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崇神信巫成了楚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唐代元稹《赛神》记载：“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赛妖无富贫。”这种信仰延续到晚清依旧浓厚。据清末调查，湖南民间祭祀活动频繁，祭祀对象五花八门。祭神亦分家祭与庙祭。家祭之神，有门神、灶神、土神、天地君亲师等，每于一定之期，设牲祭之。此外，还有各种神祇，无不祭之，有记载云：“湘人无论贫富，迷信神权者什居八九。家中……更有立财神者，为求财也。立观音者，为求嗣也。立钟馗与天师者，为驱邪也。立土地与吞口者，为镇宅也。以上六种，以立财神为最多，凡百商家几于无不祀之……”所谓庙祭，即设庙祭之。湖南民间设庙祭祀之神不胜枚举，所谓“湘人信神已达极致，其神之名号，难尽举”，据《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调查，有玉皇、土地、文昌、观音、财神、城隍、杨泗将军、雷祖、王元帅、太阳、东岳、天符、关帝、火神、风神、李真人、包孝肃、大王、天师、判官等等。一遇神诞祭日，热闹非凡：“一届神诞之期，其庙之值年人等皆先期齐集，悬灯挂彩，杀猪宰羊，延请僧道诵经致祭。庙款多者，并演唱戏剧，数日不绝；庙款少者，亦演唱影戏或神戏，以达神庥。其附近居民，则皆扶老携幼，入庙焚香，纷至沓来，道途络绎，极一时之盛事焉。”

在乡村地区，民间祭神的传统极为普遍。根据1936年衡山县师古乡的调查，该乡一般民众，尤其是妇女，几乎全是偶像崇拜者，“就是一般受过教育，迷信较为薄弱的青年，遇有疾病或困难不能解决时，亦多照例烧香拜神，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习惯。”906全乡有6座较大的庙宇，庙宇一般不止供奉一种神像，有多种神像，供信众选择，但有一种是主神。该乡供奉的神像有6种：一是为祈福免灾而供奉的，如南海大帝、十八罗汉、廿四位诸天神、土地神等；二是为祈雨而敬奉的，如玉皇大帝、龙王等；三是为镇压邪祟而敬奉的，如灵官、韦驮神等；四是为祈免虫灾而敬奉的，如虫王神；五是为求财而供奉的财神；六是为一般崇拜而供奉的三官、关帝、康王等等。

资水自邵阳县双江口以上分为两支，左支为赧水，右支为夫夷水。按照历史习惯和面积长度百分比，以赧水为资水干流。赧水发源于城步县北茅坪坳石井，流经武冈、洞口、隆回、邵阳（县）、新化、安化，至益阳（县）的甘溪港注入洞庭湖。资水自河源至甘溪港全长653公里，流域面积28，142平方公里。，495行政区域包括今邵阳市和益阳市。

历史上，资水流域是所谓梅山区域，具有独特的梅山文化特征。“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州），南接邵（阳），其西则辰（州），其北则鼎（州）、澧（州），而梅山居其中。” 《宋史》，“梅山峒蛮传”。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亦载：“上下梅山溪桐，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治今长沙市)，南接邵（邵州，治今邵阳市），其西则长（长州，治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常德市）。马氏以来。蛮人据之，号曰莫傜。有厉禁禁其出入。”（《宝庆府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政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水流域文化就是梅山文化。“梅山文化，就是以梅山为地理中心、以莫徭为民族主体、以狩猎农垦为生活来源的山地文化。在荆楚文化的领域中，构成了独特的、而又有互相影响的文化圈。”据研究者称，梅山文化是梅山原有的土著文化融合了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是以越王勾践为代表的越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当地楚、越文化的继承者。越王孙散居沅湘，给梅山峒带来了越国的先进文化，而沅湘间的越人臣服于楚后，又向楚国学习了先进的楚文化，梅山峒地区，也存在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种种文化的结合，形成了梅山文化的特点。”梅山文化在信仰方面是所谓“梅山教”，信奉万物有灵。天地山川有神，日日风雷有神，树石鱼虫有神……而人为万物之灵，故一切人也就是一切神。反映在社会组织上，梅山文化认为人有两套社会基层组织。一套是阳间世的，一套是阴间世的。阳间的组织对应着阴间的组织。反映在民俗上，就是巫风盛行。“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有研究者认为，今日沅湘间乃至广西一些地区的师道教，就是在梅山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沅水和澧水流域可以视为一个文化区。沅水发源于贵州东南部，而以南源为主干。经黔东南进入湖南芷江县境，东流至黔阳县黔城镇与舞水汇合，始称沅水。行政区域包括今怀化市所属芷江、怀化、会同、黔阳、溆浦、辰溪和湘西州泸溪以及常德市桃源、鼎城。澧水流域位于湖南西北部，跨越湘鄂两省，地处长江之南。分北、中、南三源，以北源为主干。三源汇合后，往南经桑植、永顺、大庸、慈利、石门，经临澧至澧县，流至津市小渡口注入洞庭湖。

沅澧流域在文化源流上既保存了湖南土著的“蛮”“濮”文化，又具备楚文化的因素。同时因为与巴、蜀、黔交界，加上移民的因素，也具有西南文化（所谓“巴人文化”）的因素。沅水和澧水流域的居民一部分是被逼迁湘西、湘西南崇山峻岭中的湖南土著“蛮”“濮”，所以较多地保留有“蛮”“濮”文化的因素。从出土的青铜器物的文化风格和特征看,“蛮”“濮”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剑。湘西保靖县的四方城遗址和战国楚墓，先后发掘岀土了青铜剑8件。最长的一件，全长41厘米，多数为20至30厘米。在“蛮”“濮”民族聚居的澧水和沅水中上游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出土过与保靖四方城青铜短剑同类的青铜剑，如溆浦县马田坪岀土过类似的青铜剑。从墓葬形制与习俗看，在湖南已发掘的数以千计的楚墓中，有一部分明显包含着许多土著“蛮”“濮”族的文化因素，实际上应是“蛮”“濮”族人的墓葬。自春秋开始，居于川东和鄂西的少数巴人因各种原因迁徙湘西和湘西北，战国时期尤众。由此，给这一流域带来了“巴人文化”的因素。“巴人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崇拜虎图腾。《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酋长“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唐代樊绰《蛮书》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湘西等地出土的一些以虎形和虎纹为饰的器物，可能就是属于巴人文化的遗物。巴人还有一套自己的青铜文化体系，最富于特色的是虎钮錞于、巴式剑、巴式戈等青铜器。这些在沅澧流域的楚墓中均有发现。至于楚文化的因素，楚国本与湘西北交界，在其不断的扩张中，湘西北也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沅澧流域毫无疑问被打上深刻的楚文化烙印。

秦汉以后，湖南逐步融入大一统的格局。中原文化的浸润，使湖湘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文化是有传承性的，秦汉以后的三湘四水、潇湘大地上，仍然保留着先秦的诸种文化因素，尤其在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因此，湖湘文化具有显著的流域特色。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湖南境内各流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湖南流域间文化的交融，主要有两个繁盛的时期，即南宋和晚清时期。

南宋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湖南文化教育获得充分发展，为境内流域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在传统社会，书院的发达是文化教育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据统计，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442所书院，分布在今之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11个省级行政区，湖南以43所书院，位居江西、浙江、福建之后，名列第四。就流域分布而言，湘江流域当时有46所，其中长沙府21所，衡州府13所，永州府4所，郴州6所，桂阳州2所；资水流域（宝庆府）2所；沅水流域7所，其中靖州3所，沅州府1所，辰州府2所，常德府2所；澧水流域（澧州）2所；洞庭湖区（岳州府）3所。

书院的发达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流域交流和发展。一方面，士子的流动加速了流域间文化的交融。书院的开办，使流域内士子学有所养，也提供了流域间的士子游学的场所，特别是岳麓书院、石鼓书院（衡州）这样的著名书院，更是士子心驰神往的学府。以岳麓书院为例，自北宋以来，岳麓书院便是闻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 四大书院之说始于南宋，但所指不尽相同。范成大《骖鸾录》作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吕祖谦《白鹿书院记》作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王应麟《玉海》与马氏相同，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二说，《学校考》作白鹿洞、石鼓、应天（即睢阳）、岳麓，《职官考》则将石鼓改作嵩阳。为研习、传播湖湘文化之重要基地。至南宋，因朱熹的倡导，更成为理学的重镇。绍熙五年（1194）五月，朱熹任潭州知州兼任湖南安抚使，居长沙一年三个月。到任之前，发布措置岳麓书院牒，聘黎贵臣为讲书执事，置额外生员十人，以处游学之士，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置田五十顷以养士，移《白鹿洞书院揭示》于院中，后人以“朱子教条”相称，政暇则至书院讲学，其时学者云集，至千余人，时有谚云：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其盛遂甲于天下。\[18\]95另一方面，书院成就了湖湘文化的学理性成长。在宋以前，湖湘文化更多的是以“楚风”的形式呈现，如丰富多彩的民俗、错综复杂的民间信仰、缤纷多姿的节庆，但没有自成一体的学说流派，不足为中原士林道。乃至北宋王禹偁撰《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也颇有打抱不平似地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实际上，宋以前湖湘文化的学理色彩确实是乏善可陈。北宋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学义励于桑梓，到南宋形成湖湘学派，遂有“湘学”之兴。湖湘学派是湖湘本土的地域性儒家学派。起于北宋，至南宋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湘潭讲学著述，弟子千人，使得湖湘学派规模形成。后历“朱张会讲”、朱子岳麓中兴，使得湖湘之学自成一派。虽然南宋以后作为学派的湖湘学派湮灭不传，但它的意义在于开湖湘文化学理化之先河，亦即确立了湖湘文化的学术传统。自此以后，在湖湘文化的历史上，学术、学理的探究成为主流。明末清初，王船山的学说延续湘学传统，重振湖湘之学，至邓显鹤、王文清、汤鹏、陶澍，则开启湖南经世之学，并为曾国藩为中心的湘军人物承继，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湘学新形态——晚清湖南经世理学学派。并且，这一学术价值因曾国藩及其湘军的事功而被晚清湖南士子所认同，凝聚为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湘学成为近代湖南的文化符号而走向全国。

晚清湖南经世理学的繁盛，是与这个时期湖南发达的书院教育分不开的。书院成为传播湖南经世理学的阵地。清代全国至少新建与兴复了5836所书院，湖南以378所位居第七。\[18\]270湘江流域当时有251所，其中长沙府86所，衡州府47所，永州府54所，郴州42所，桂阳州22所；资水流域（宝庆府）20所；沅水流域57所，其中靖州12所，沅州府13所，辰州府21所，常德府10所，晃州厅1所；澧水流域38所，其中澧州21所，永顺府9所，永绥厅1所，乾州厅3所，凤凰厅4所；洞庭湖区（岳州府）12所。

书院的繁盛使得各流域的士子的游学更加方便而成为常态，也为学者们的学术交流、传播提供了便利。因此，清代湖南书院通过人才的培养，为湖湘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王闿运曾说：“嘉、道间，岳麓、城南院生习业相高。罗典、欧阳厚均、余廷灿等为院长。生徒达者，贺长龄兄弟、罗绕典、陈本钦、李星沅、劳崇光等数十人。其时好古学、经史、词赋，及探讨政术，论盐、漕、河、兵，有魏源、邓显鹤；后则曾国藩、左宗棠。”

研究成果表明，书院是湖湘人才的渊薮。以近代湖南四大人才群体的代表人物而论，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等都曾肄业岳麓书院，左宗棠等曾是城南书院的学生，彭玉麟等是石鼓书院的学生。而长沙府的书院所育人才最盛。陈次亮称:“咸丰同治之际，中兴将相什九湖湘。闻岳麓书院山长某公（指欧阳厚均）自道光建元，即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环玮奇杰之士咸出门墙。”岳麓书院出身的欧阳厚均，嘉庆二十三年（1818）起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七年，门下弟子“著录者三千余人”，知名者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冯桂芬在《重儒官议》说:“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宾礼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校经书院创办“十余年来，所造就人才甚众”，凡湘省“边郡间有通雅之士，询之则皆尝在校经堂肄业者”。说明晚清长沙府作为省会的书院，成为汇集三湘四水各流域的人才渊薮，也是湖湘文化流域间交流的平台。

晚清湖南各流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湖湘文化以其鲜明的学理性，成为湖南士人的共同学术倾向和价值选择，这就是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经世致用是南宋湖湘学派的传统。

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行，标志着晚清经世思潮的复兴，其影响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遂成一种思想发展趋向和学术风气。《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湖南士人诵习成风，探究时政，讲究经世的习尚愈趋炽烈。士人们相互激励，不要做“闭门独坐，泥塑木雕的好人”。晚清湖南经世致用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汤鹏、唐鉴、魏源等人。这批学人主张治学应以社会、国计民生为指归，应探讨古今治乱之得失，以济世利民，治国经邦。如汤鹏认为“古之君子体与用并起，相济也，相足也”，汤鹏所主张的治学是以“理学”为根基，为“体”，辅以经济时务之学为“用”，从而达到经世的目的。汤鹏“尝谓其友人曰：‘汉以后作者，或专工文辞，而义理、时务不足；或精义理、明时务，而辞陋弱；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魏源则明确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的主张。这些经世士大夫“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强化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刘蓉等为代表的湖湘士人拔起寒乡，他们学宗程朱，却又强调务实，讲究“事功”，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特起乡闾。钱基博描述这一群体阵势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以经国，则固不同而同。”曾国藩是这一经世实学派的思想代表。他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所以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宋、兼实学”的“礼学”。左宗棠深受魏源、陶澍经世思想影响，力排“制艺帖括”，提倡“穷经将以致用也”，主张“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他的经世实学的主要内容有舆地学、农学、财务之学和兵学。罗泽南居家时一面反复研读“性理”，一面“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还著有《皇舆要览》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讨……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此后，由于时势所激，湖湘士子拔地崛起，不仅于内以经世致用走向全国，而且于外栉欧风、沐美雨，救亡、启蒙，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

经世的积极面世态度促使经世学者们正视鸦片战争后的现实，并以求实的态度接纳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湖湘学风中的这一近代特征的出现，始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经历过鸦片战争，感受到西方冲击带来的社会大变局，也认识到西方的科技乃“有用之物，即奇技非淫巧”，中国要抵抗侵略，适应变局，当“师夷长技”。魏源的这一思想，是湖湘经世学风顺乎近代变化的发展，成为鸦片战争后湖湘学风的特色。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等湘军人物又屡见外侮无以自卫，更在经世之学的启发下，探求西学、容纳西学，开办洋务之先河，从而使中国逐步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起近代的工业制度。左宗棠不但创办了卓有影响的洋务企业，而且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从而使他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更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从而为经世致用学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新路。

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态度，经咸同时期湘军人物的弘扬，到了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期间，使湖湘文化发生了近代性的革命转换，涌现出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志士，使湖南人、湖湘文化从四水一湖，汇入浩荡长江，奔流北去，成为近代中华文化洪流中奔涌的波涛。

                       （参考文献从略）